汉斯· 梅耶
经此一变，包豪斯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在注定降临的大局中，即使想要明哲保身也无法逆转。从此后德国社会政治发展的特定状况来看，我们应当可以断定，包豪斯存活下去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后来人们仍然将梅耶担任校长看作是包豪斯的转折点，更有人将梅耶看作是包豪斯的“掘墓人”。然而，如果考虑到留给梅耶整顿包豪斯的时间，实际上并不比格罗皮乌斯在草创期处置原有学校内部矛盾的年头长，以及密斯接替之后对名义上的艺术的排斥一点不亚于梅耶时期，而且以“不谈政治”为名对学生实行的管控中所蕴含的组织力②，比起梅耶来说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我们并不能只由这一“尚未兑现的承诺”③展开一系列推演，便得出这种草率的判断。纠结而难解的问题是：包豪斯命运的转折是时势所趋还是决策使然？哪些应当归因于梅耶的创建？又有哪些源自格罗皮乌斯的遗荫？或者，我们不妨换一种方式，不再简单地对他们各自的功过作切割，而是将梅耶兴兴头头的改制到悻悻然的离职，看作是他对格罗皮乌斯此前在包豪斯各阶段提出的诸多理念的持续推进，那又会怎样④？
1 路线之争：建筑师的政治使命
事实上，格罗皮乌斯与梅耶之间的分歧是必然存在的，他们之后的选择已经非常直白地体现出当时欧洲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路线”之争。1930年8月，梅耶在写给李西斯基的信中转述过克利的一句话：“我（克利）的路是通往西方的，而梅耶，你应该向东去。”并非一语成谶，而是理所当然。对于梅耶而言，再在西欧待下去是“相当愚蠢”的。从包豪斯离开去苏联，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逃离，而是必须去，必须怀着热情地去！是主动选择一条“撤离而投入真正生活之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念，我们革命的建筑师，无法忍受世界被动物性的个体和人剥削人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任意摆布”，而苏联“正在铸造一种真正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之斗争并创建的生活“⑤。如此看来，梅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关联究竟是在怎样的局势中形成的呢？人们仍莫衷一是⑥。透过这类争辩，倒可以为我们划定出党派政治与理论政治两种不同的判断视角[2]。由此，不妨让我们再回看一下包豪斯留给梅耶最为深刻的教训。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了举步维艰、积重难返的地步。由其特殊性带来对普遍性的限制，至少在当时已经触及了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与极限。对于梅耶而言，如果还想要给出一个更为明确的社会承诺，那么只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看到一线希望⑦，去理解现代世界的病症之所在，并指引人们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对自身职业责任的反思，不断强化着梅耶一直认定的建筑师的政治使命，让他的实践重心逐渐由早先的“弱组织”转向包豪斯时期的“强组织”，乃至最终选择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在那里遭遇到威权的民粹主义——亦即福柯意义上的“国家理由的组织”的生命治理形式之一[3]。一旦新型的国家权力对建造活动构成了更为强大的约束和管控之后，他不得不在现实中去承受由之而来的历史宿命。所以从他在苏联的际遇和作为，回过来理解他在德国尤其是包豪斯阶段的挫败，倒是更有启发。抛开通常的对党派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当时更为微妙的政府权能与民主程度⑧相互转化的过程而言[4]，德国与苏联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确有类似之处，尤其在国家建设的战略层面，有别但相通⑨。然而，这都已远非梅耶从自己早年的经历中形成的“合作”与“组织”理念所倡导的社会建造了[5]。
“合作”的目标在梅耶那里，是为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1926年他的同名宣言是一份交汇着个人感知与集体热望的文本，对现代主义的惊叹与赞颂，激情与直率、幻想与明智、系统组合与现实原则的混合，可以破除后人对包豪斯历史中的汉斯·梅耶的刻板印象。这一宣言与他之后的部分观点形成了鲜明反差，甚至是截然冲突。只有将这些文字放在他写就的那个时期，才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诸多意象⑩。1926年，资本主义在被战争和俄国革命严重动摇之后，重新恢复了短暂的稳定性。大型的托拉斯掌控了建筑新材料的行业，钢铁、水泥、玻璃、卫生设备等等，为了争夺传统建筑业的供应商与工匠的市场，另一场完全不亚于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大战的无情战役开启了。工人们只有通过工会、合作社、公社等自组织形式，为房地产业和社会机构完成订单。在这种经济趋势的压逼之下，人们呼唤新工厂与新商业以及相应的管理模式。这意味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必须走出实验阶段，针对更大范围的实际项目以及降低建筑成本的需求，探索新型的可以应用于工业化建造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这其实也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挑战，而梅耶自信能够从他自己早年合作社的经历以及近几年的游历之中，找到初露端倪的终极框架。另一方面，当时对全局、世界、宇宙看法的扩展，带动了研究者转向更为广义的集体。梅耶的宣言也体现出他对新涌现出来的日常经验现实的关注在视野上的变化。从描绘整个星球的尺度开始，在文体与内容上，分享着当时一些创作者的共同感受：机械与直线将战胜自然，消除都市与城乡界限，冲向国际化的加速度，媒介与运动下的共同体，以及相应的对时代形式的需要与渴望等等诸如此类，我们不妨认为梅耶开始为自己锁定了一个更长周期的目标。
汉斯· 梅耶与汉斯· 维特尔，巴塞尔的彼得斯学校1926 年竞赛方案，1927 年的修订版本
ADGB 学校（德国工会联合会），1929 年—1930 年
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梅耶在那时就认定了从他此前的“合作”概念发展而来的构想应当遵循的公式：功能×经济。如果说梅耶心目中仍有艺术的位置，那么艺术就是组织，而艺术家就是秩序的创建者⑪。换言之，艺术是借助技术上的发明操弄现实的发展，直到未来成为没有阶级或种族差异的社群，这将是人们共同的命运。“让合作统领世界，让社群统领个人。”最终，合作的能量将从爱、本能以及社会关系中涌现出来。实际上，这就是从本质走向关系、从个体走向集体、从物化的劳动走向非物质性劳动的更为总体化的进程。后来，这一公式中的“功能”让位于“生物”，换言之，“生机”或“活生生”的。由此，梅耶所谓的“纯然的建造”并非审美的过程，而是围绕着功能主义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某种程度上，当时的功能主义者确实成功地创制了建筑，因为字面上的功能主义通常必须是技术原则的自然而然的产物。然而，梅耶在自己对项目的研究以及他提出的建筑“科学化”中，除了坚持实际功能的重要性之外，并不认为建筑仅止于技术的过程。“合作”正是对这种将技术的特殊性误认为普遍性的批判。归根结底，建筑师创造的形式不是对人的需求与材料特性的被动表达，而是沿着新的更合适的进路与人类的活动一起，对工业文明开放的可能性提出建议[6]。建筑师通过“组织”提供支持，得以让社会自己生产自己的建筑，而只有在生产和学习的集体维度中所具有的共同性，才是资本主义仍无法驾驭的普遍潜能⑫。
2 合作的技术：建筑的政治
从这类推想中，我们大体可以解读出“合作”的双层含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以及由此而来的与大众社会的合作。表面上看，这与包豪斯创建之初的宣言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不同的是，格罗皮乌斯着力培养能够担当此任的新型合作者，而梅耶的“合作”直指普通人。如果这就是在当时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下构想出来的斗争策略，那么在现实政治的对抗关系中，梅耶还为“合作”加了一项任务：必须通过合作促成政治意识，通过政治意识促成进一步的合作。换言之，这并非是具有技术，而是在现实中具有政治意识的人的合作。如果忽略了这一政治维度，“合作”就降格为在当前现有的社会制度中的生存策略而已⑬。
汉斯· 梅耶的“合作”（co-op）戏剧中的一幕，1924 年
梅耶并没有依从于外部的技术革新，让自己仅仅停留在理念中，更重要的是如何从一系列的建筑项目中逐渐提炼出一套纯熟的设计方法，成为更为内化的“技术”。他强调了自己在设计时的两项核心原则：其一，从不单独展开设计；其二，重于分析而非结果，而且这种分析在整个过程中不会间断。这种联合以及过程化、非物化，就是将建筑视作持续的建造。按照梅耶的说法，必须满足三项要素：技术经济、政治经济、心理—艺术性的要素。为此，对建筑项目的分析必须科学而系统地展开，因为这是使得设计可以持续的基础。转化到职业建筑师更为熟悉的工作流程中，应当由四个阶段组成：首先分析建筑所在的基地与周边环境以及基地中的相互关系，用大比例尺的图解方式，表示组合在一起的空间特性；然后推进到尺度分析，将所有相类似的空间标准化，并以此制订类型，着重分析一些至关重要的单体空间；再回到总体，图解整体建筑项目的平面，在这一统合的尺度中，显示其中空间的组织、最合适的分组以及它们之间的连接，以及在社会层级上的深入；最后是建造的细部，结合草案的经济、技术和建造工程上的因素，并严格遵守此前已经确定下的组织方式的平面，尽可能在最小的尺度上提炼出标准化的形式。
汉斯· 梅耶用瑞士消费者合作社的制品设计的“合作”（co-op）展示窗，1925 年
在今天看来，这四个阶段似乎已然成为建筑设计中最为基础的常规操作，并且还由此衍生出各种变体。但是对于身处现代建筑设计体系发端期的梅耶来说，这些步骤必须是既连贯，又相互渗透的，这样才有可能趋向于科学化的进程。对当下仍有贡献的是梅耶最终的“共同”原则：由各种可测量的标准图纸叠合在同一纸面上的总图解。这并非是为了活跃纸面效果的表现方式，而是为了让掌握建筑设计的技术人员可以在几张图纸之间持续地调整⑭。在具体的设计现场中，梅耶让这整套工作方法处于某种“内紧外松”的状态之中。尤其对于那些并不一定读得懂标准图纸的公众来说，梅耶希望将最终的渲染图根据实际场景，拼贴到包括街道或广场的图片中。回到梅耶个人经历的转折点上来看，我们不妨将这种带有原创性而非艺术性的图解分析，看作从他早年合作社项目的实践经验中转化而来的技术法则，而不只是对既有的建筑设计术和绘制术的延续，同样也是对当时梅耶的自我中断[7]。他意识到，如果建筑必须在社会中生产出来，那么对合作本身的分析技术就必不可少，不仅用于对物质因素的分析，更用于对社会因素和组织形态的分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还意味着如何将建造从算计的资本积累向经济的社会积累的转化。这种分析图解还有另一重提示，它有别于形式图绘，只有在更加总体的组织中，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对峙以及在异质要素不可化约的复杂关系中，方能构成建筑的政治。
3 包豪斯改制：平等的生产性场所
梅耶曾向格罗皮乌斯承诺，将“沿着功能、集体、建造这条路径，实现ABC⑮和‘新世界’宣言中所构想的策略”，去创办包豪斯的建筑系。这一表态实际上已经蕴含着梅耶基于建筑的政治维度，也是格罗皮乌斯与梅耶相互之间有关涉及政治与否的误解来源。可以想见的是，那时德绍包豪斯提倡的“集体”，相比梅耶已经历过的“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从一开始梅耶就觉得自己在这所“艺术的”包豪斯里处境尴尬，孤立无援，难以施展⑯。或许在梅耶看来，格罗皮乌斯的提前辞职，已经意味着在1928年的总体社会条件中包豪斯逐渐陷入了某种死循环。所以上任之后，梅耶除了要解决包豪斯实际的财务问题（事实证明，他也颇为成功地解决了），还要以更为普遍性的原则去替代具体阶段性的任务。当时的市场仍处于自由的供需关系以及私人活动与竞争的环境中，此前的包豪斯人确实有志于改变这一局面，狂热地寻找新的视觉文化以及新的语言形式。表面来看，这些视觉形式也确实是逆市场潮流而行的，是实际的功能与对象的本质经由技术中介后的体现，也因此正在形成一种带有批判意识的技术美学。但是在梅耶看来，如果不能从市场的结构机制中寻求突破，那么越狂热，越有可能走向形式主义的窠臼。这样一来包豪斯将注定成为一种风格，即使它自己从未如此宣称。
德绍包豪斯的组织框架，1930 年，1987 年重新绘制
多年后，经历了苏联磨砺的梅耶总结道，建筑是时间—空间中的技艺，一旦脱离时代与社会，建筑就会变成脱离现实处境的空洞的骗局，令人着迷的玩具，或者说粗鄙时尚的追随者。在梅耶加入包豪斯时，他就确定了这种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并试图从格罗皮乌斯的空间愿景的引领性转向政治愿景的同步性。建筑师只有在社会政治限定性的框架中，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行动⑰。可以说梅耶的改制直击了生产方式的核心，是一条反向推导的路径，一条由社会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地反向推动建筑生产力的路线。改制无关乎艺术的自律与他律之争，而是为了让包豪斯能够从倒退的内部的抵抗中走出来。如果分化与汇合是必经的周期，不同的工坊“有朝一日”终将合并在一起，那么个体创作让位于集体建造，正是格罗皮乌斯1919年包豪斯宣言中应有之意。由此，梅耶的回应非常坚定：“我们找不到任何理由继续昂着自己的头。”⑱言外之意就是要俯身，从一种精英的姿态回到现实中。如果将梅耶实际的所作所为，与格罗皮乌斯先前的理念以及他在各阶段的战略部署做一番深入细致的对照，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梅耶非但不是轻率的倒转，反而是在以毫不妥协的因而也是更为激进的方式执行着。两者的实质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强烈表态，也不在于种种将艺术边缘化的举措，而在于理念实现途径上的结构性调整，对这一身份命名的降格处理：梅耶正在把包豪斯从一个精英化的教育机构变成一个在教学上更强调平等的生产性场所[8]。当然这也从根本上触动到了包豪斯中很多师生对自身的定位⑲。所以，我们仍需追问的是：格罗皮乌斯原先寄望于美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调节究竟想要落足于何处？
在梅耶那里，这两者的平衡应当直接从包豪斯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由此，包豪斯在新的改制中就无所谓学院的内外之别了。它不再是相对于现实社会的异质存在，也不是由社会同化那么简单。梅耶曾说，“不是社会需要包豪斯，而是包豪斯需要社会。”⑳这里不是指包豪斯需要直接融入现实社会，而是包豪斯需要对理想社会做出预设，从而检视自身的不完美。如果说格罗皮乌斯的潜台词是只要包豪斯做到足够完美，现实社会就一定会需要它，那么梅耶的态度则是：不！是包豪斯需要理想社会。不妨逆否地来说，一个理想的社会不需要一个还不够理想的包豪斯。如果梅耶真的既想将包豪斯解救出困局，又想让当时包豪斯的各种力量都满意，那么就必须否定格罗皮乌斯留给他的任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成员们各行其是，同时弱化包豪斯公共形象的激进姿态。如果一定想要延续格罗皮乌斯的路线，就必须从格罗皮乌斯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地方重新出发，回到更早期格罗皮乌斯制定愿景时的原点上去，更为坚决地执行新世界的目标！而梅耶就成了这一系列矛盾的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㉑。
4 武器之争：日常与现实政治的再组织
格罗皮乌斯曾经希望艺术能够为建造提供引领的创造力，而梅耶将经济基础看作是限制性的条件，必须在此条件下围绕着全过程展开建造的活动。在建造的动机上，梅耶罗列了一套远比所谓功能更为复杂的要素：1）性生活、 2）睡眠习惯、 3）宠物、4）园艺、5）个人卫生、6）气候、 7）室内卫生、 8）汽车维护、 9）烹饪、10）取暖、 11）日照、 12）服务[9]。表面上看，这些要素似乎无法分类、缺乏逻辑，同时也未必全面，但的确是从已经被异化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更为具体的种种活动。从重新为此制定规制，改造日常生活的角度而言，建筑师相对于艺术家是科学的；相对于其他专家，组织㉒本身又是艺术的。这才是梅耶理解的艺术与技术的辩证统一之所在。如果新的建造是社会性的事业，那么梅耶是在各种专业的边缘之处，破除单向度的视野，重新看待建筑师的角色！通过转化成组织者，给“建筑师”预留了位置，将更多的问题留给合作中的其他专家。曾经被看作是“终极目标”的建筑，成了最终的汇聚之处。尽管人们或许很难从梅耶的实践中看到他如何关注建造过程中的心理，又如何与“生”之要素对应起来，而且梅耶自己也未必擅长于此道。然而这并非因为梅耶的主张过于空泛，而是相较于带有知识分子精英色彩的技术美学目标，梅耶的建筑观或许更为“一般”，也更为“深远”，这是某种更为漫无边际的与他者遭遇的文化政治与生活哲学[10]。只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政治条件中，这种“遭遇”太容易被现实中更不可抵抗的权力所占用，从而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与组织的可能性㉓。
反观作为校长的梅耶，确实可以在组织过程中掌握更强的主导。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在任下的包豪斯容纳更多的年轻人，不再过度信赖所谓的天分，而是通过训练帮助他们找到自己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然而，从他接手后的教学体系来看，这或许就是一种举措失当：果敢的英雄主义并不完全适用于这样一位校长，因为他并没有给平衡和牵制留下余地。实际的情形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包豪斯在格罗皮乌斯和梅耶之间，被撕裂成了两个阶段。而在德绍的包豪斯中，还存在着一个梅耶的包豪斯，一个内在于包豪斯的基于合作理念的“强组织”体系。直到最后，梅耶与老大师们之间日趋严重的矛盾已不再是理念之争。恰恰相反，在突然解雇梅耶这件事上，格罗皮乌斯时期就已经潜在的势力之争终于走向前台，而理念仅是成了政治局势较量中的一个由头而已。
或许梅耶会被很多人看作是包豪斯历史上的伤疤，按照格罗皮乌斯和密斯的看法，这是“完美图景中的一个污点”，正如很多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苏联之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无论怎样，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人们是如何尽其最大的可能去探测，去捕捉那个新与旧相互转换的历史瞬间。正是在诸多的可能性中，不同的人对何所谓新、何所谓旧，有着相当不同的解释㉔，并不惜在现实中以注定失败的宿命告终，甚至走向了原本所期望的反面。梅耶的部分经历或许是一种悲观的预兆：只有在总体的社会革命之后，建筑才有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奠定其对未来的作用。如果对于格罗皮乌斯而言，从1919到1928年是他的“包豪斯九年”，那么对于梅耶而言，他的“包豪斯”是从1928年开始，直到1936年，他离开苏联之时才真的关闭了。然而，作为一个具有悲情色彩的建筑师，梅耶更为积极的另一面一直持续到了他去往墨西哥之后，在那里他对自己此前的理念做过一次总结：“建筑可以作为一种武器，当然历史地看，它一直掌握在人类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手中。”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已经不再只是新旧之辩，更是现实中的“武器”之争，想要获得统治地位，就必须掌握这种武器㉕。由此，当我们再次回溯梅耶不同阶段对建筑的认知，还是能透过表面上的不稳定看到其中的持续之所在：承认建筑与政治这一前提关系，让建筑成为建筑的政治本身。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克服新建造，也就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偏差和贬值，让客观的知识不断扩大，并带来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变。在当下的时代，尤其是政府权能与民主程度在地理分布极度不均衡的状况下，建造成为没有计划的项目，组织与合作也早已不是建筑学的专门议题，消费引导的讯息网络资本主义和金融经济的全球流动成为当代的技术得以实现的充分条件，如何获得新的总体冲力以及这一冲力的基础从何而来，梅耶再也无法给我们以任何具体的回应。但是，我们仍可以从梅耶随着时代噩运降临而不断变化的主张及其个体的生命力中看到，他勉力维系的原则。
（图片来源：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来自" the co-op principle: Hannes Meyer and the concept of collective design" , bauhaus dessau foundation, exhibition catalogue）
注释：
① 包豪斯派对的主要推手奥斯卡·施莱默在自己的日记中把当晚的场景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下来。而格罗皮乌斯的夫人伊艾斯在后来的回忆中将这次事件归结为一场误会，学生们以为是梅耶在背后作梗，想把格罗皮乌斯排挤出包豪斯。当然，令人疑惑的是，既然连当时的一众学生都能够感觉到的状况，颇为老道的格罗皮乌斯真的如之后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事先毫无察觉吗？
② 密斯上任后，取消了梅耶时期设置的一些理论课程。工坊改革导向为建筑服务，对外的市场活动几乎全部停止。由此，包豪斯的社会使命失去了动力，形式主义倾向又卷土重来。对应于梅耶时期，学校的民主化衰落，后来在学生中还出现了纳粹组织。
③ 汉斯·梅耶上任后请了匈牙利艺术评论家卡莱到包豪斯负责杂志以及对外的宣传工作。他在1930年春的文章中，将梅耶在包豪斯的改制称为“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
④ 受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这里对梅耶的改制与格罗皮乌斯留下来的教学框架做一一比对。
⑤ 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将梅耶这一去往苏联的行为过度象征化。在苏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有很多外国建筑师去往苏联工作。1933年与1936年间，总共有约800至1 000名外国建筑师，其中几乎有一半来自德国。当然，相较于其中另一些知名的欧洲建筑师，梅耶的公开表态和实际工作的热情的确是比较特殊的。
⑥ 有的学者认为，他是到了苏联之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成了斯大林主义者。有的还指出，梅耶在德绍时期所写的文字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术语。这两种考察分别侧重于梅耶经历的不同时间段，其实并不矛盾。
⑦ 从梅耶与格罗皮乌斯各自的生命经历来看，这两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迭代的关系。放到那个时代的乱相之中，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抉择。我们不要忘了，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导者霍克海默生前未出版的文稿中（《犹太人与欧洲》，1939年），就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不批判资本主义者无权批判法西斯主义”。
⑧ 这一组概念可参见查尔斯·蒂利在《政权与斗争剧目》中的论述，政府权能的高与低、民主程度的高与底是对应于不同政体状况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转化框架。
⑨ 关于两者之间的异同已有相当多不同角度的解读，这里借助列斐伏尔关于国家之于积累过程的关系去理解：积累过程表现为现代历史的中心轴，正是与积累过程相联系，历史状况的特殊性才显示出来。在列斐伏尔的归纳中，德国属于国家刺激积累过程，而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国家组织和加速积累过程。
⑩ 最为突出的就是在《新世界》中那种无畏前行的激情。建造的形式不是任何国家所特有的，它应当是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权”，是诸多意象推衍的必然后果，而建筑将成为中断传统流传下去的装置。而有些论调还是与之后相通的，比如梅耶认为“建筑并非个人情感的化身。必须基于我们的时代，我们时代的手段，才有新的创造性的工作”。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既是时代的、又是超越性的姿态似乎与现代主义其他先锋派的描述并无二致，但梅耶在宣言中还是直截了当地批判了构成主义者、未来主义者。他希望自己能更为彻底地直面社会问题，这并不是针对艺术本身展开的分析，而是否定了整个艺术活动及其体制，以集体的意识反对那些终将成为收藏品和个人特权的工作。不难推断，其中的部分主张显然与1932年之后正在经历着苏联政策巨变的梅耶会有所不同，由此再来看1932年之后他在苏联接受访谈时对“拒绝艺术”给出的的辩解，其实并不只是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表态，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延续。在梅耶看来，当时自己对艺术的拒绝恰恰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崩溃的迹象，而对“资产阶级”建筑的改良，归结到头最好的情况也就是纯机械的产物。
⑪ “艺术是什么”在那个时代成为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表面上看，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阿多诺与汉斯·梅耶的这一主张是完全相反的。简化地说，在阿多诺看来艺术恰恰是要把混乱引入秩序。但是如果从“非同一性的同一”来看，那么两者间其实仍是有关联的。根本的分歧并不在于“秩序”，而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
⑫ 如果我们将这种建议放到梅耶所处的处境中，那么“合作”最有价值之处就是用来替代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层级，开创一个新的生产体系。它不是建立在追求剩余价值的逻辑上，而是基于大众社会的集体需求和欲望，遵循着群体计划中的供需关系的逻辑。梅耶引入工人阶级（群体）解放合作的潜力，以此在工业时代的建筑师角色的争论中，让这一身份成为问题。由此，梅耶批评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所推崇的乐观主义，那些人拥抱科技现代化，而假装它的社会后果不存在。他希望通过合作来批判个体主义，去除艺术与手工艺生产中的作者性。在公共的项目中，形式的正当性展示的是一种真理的维度。所以，只有理解梅耶早期所主张的合作，才能更好地解释他之后在苏联的诸多行为，即使是在一种威权的民粹主义氛围下。
⑬ 在当时的梅耶看来，建筑师并不是合作与组织中至关重要的某一职业，而只是劳动力之一。这也是让后人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如果借助大卫·哈维对“建筑师形象”的界定，那么这一在组织和自主行为中所形成的权力强弱及其互反，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面，而应当看作是一个完整政治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已。与所谓建筑师具有明显区别的在于，这里的“建筑师形象”与专业人员并无直接的关联，而是指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是由构建和组织空间过程的全部讨论中的某种中心性和位置性来界定的。换言之，是为所谓的“我们—主体”提供共同行动的技术。这种共同的技术取决于人们如何重组全部的技能，其中包括生存竞争和斗争，协作、合作与互助，适应生态环境，改造环境，安排空间秩序，安排时间秩序等要素。所以梅耶所谓的建造是一个将个体投射进去的集体事件，从坚定的建造到持续的建造，将建造嵌入社会体系，正是经由这一合作过程，建筑师的形象才得以重构。
⑭ 总图解中必须包括一个轴测的鸟瞰图，呈现出通过分析全过程而形成的建筑全貌，图纸上的其他部分则是由不同比例的不同视图（包括常规的平面图、立面图与剖面图等等）组合而成。这样一些分析过程中仍然可能存在的错误安排，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⑮ ABC是1923年汉斯·梅耶与汉斯·施密特、马特·斯坦姆和李西斯基共同发起的建筑杂志。
⑯ 一方面，在他看来唯一能指望的“建筑师”格罗皮乌斯并没有真的与自己站在同一战壕里，他们相互不能理解对方。另一方面，他个人对包豪斯的日常生活方式很不习惯，在1927年11月写给鲍迈斯特的信中，梅耶抱怨道，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那么迟缓的，我们又不是来德绍坐吃等死的”。如果不是此后格罗皮乌斯任命他做新的校长，此前一直漂泊不定的梅耶或许很快就会离开。
⑰ 梅耶在上任的演讲中问道：“我们的工作是由内部还是外部决定的？要么我们根据外部世界的需要，帮助塑造生活的新形式，据此设置新的课程，要么我们继续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以促进个体的价值，哪一种将更富有成效？”为此，梅耶是包豪斯历史中真正意义上尝试与技术相结合的人，他增加了科学课程所占的比例，自然也就抑制了艺术家们在学校中的作用。他强化各个工坊之间的融合，根据实际的职业需求展开培训，针对市场的问题推进类型和标准的研发。与此前包豪斯更不相同的是，他还倡导研究社会，并要求紧密地与工人运动和工会联合，试图更为清晰准确地锚定包豪斯所应当具有的社会使命。在梅耶看来，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有形式，如果艺术家们还想要发挥有效的社会作用，就必须介入到公众的需要中去，这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
⑱ 梅耶是如此回应那位绘画学生的：“我认为，‘大难临头’这个词并不能完全算错。但这不仅是在包豪斯内，而是在整个世界中。我坚信，这里的人除了一起去解决摆在我们生活面前的那些无处不在尚未解决的问题之外，也就别无他求了。”
⑲ 我们并不完全像有的学者所断定的那样，在梅耶时期，包豪斯在智识方面的论述有所减弱，倒是可以从另一种批判角度反思梅耶的做法，比如批评他过于直接地将教学上的价值判断与社会中的工具理性对接等等。
⑳ 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内部维持着某种张力，而最大张力始终存在于艺术与建造之间。梅耶所要面对的，正是格罗皮乌斯遗留下来的这些潜在矛盾，现在成了包豪斯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相对于整个市场上的技术主导地位而言，格罗皮乌斯的包豪斯宁可更多地强调审美，而不是技术。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格罗皮乌斯那里，如果不能达到美学标准，就不能投入使用。所以我们从梅耶的这一论断中，看到梅耶与格罗皮乌斯在政治动力上的区别，既有其更为务实的一面，又有其更为理想的一面。
㉑ 卡莱在1929年的包豪斯巡展导言中写道，如果放在包豪斯魏玛时期，期盼着绘画专业与学校其他的创作实践形成充分的互动还算是个幻想，那么现在，幻想已然幻灭。事实上，包豪斯这种内部分化的危险信号并不是在梅耶的任上才出现的。
㉒ 它们将生活链分解成不同选项，而不是通常趋于僵化的空间功能分类。同时，每一种活动又可以引入不同的专业人员来共同推进。如此展开的建造不是别的，就是组织：社会，技术，经济，心理的组织。当建筑师与所有这些相关的专家合作时，建筑师才成就了“组织”。
㉓ 梅耶可以很快适应于国家层级的组织规模，一点不令人吃惊，但他未必能够从中给出更为有效的推进，其中的原因正是他不可能那么快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中，明晰地把握住这一庞大组织中权力关系之间的复杂交错。如果说格罗皮乌斯看到的是面向未来的教义，那么梅耶并不打算迂回，他希望能够根据当下的情境，不断实践与突破。
㉔ 这不仅仅是理解上的差异，同时也一定蕴含着深层次的政治意涵，即使大多数当事人并没有像梅耶那样公开地表达出来。
㉕ 在梅耶看来，社会决定了生活内容，而这样的内容被放置在建筑的框架内，特定的社会制度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经济和技术手段、特定的地方的真实情况。建筑如果要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宣言，那么它与社会结构在给定的时点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如果将梅耶看作是通常意义上的功能主义者，那么完全是因为人们在还不了解功能主义的真正意义时，就将这个词给抛弃了。当然我们更不能滑向其反面，抛开具体的政治处境直接进行倒转，走向个体、走向对理性的反对。重点在于，那一被批判的“功能主义”究竟是过于庸俗功利，集体得不够？还是仍然不够理性，不能深入到社会结构的转变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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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3期 包豪斯与现代建筑，王家浩《不完美世界中的原则：包豪斯第二任校长汉斯·梅耶的合作与组织》，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作者单位：BAU学社
作者简介：王家浩，男，建筑与艺术批评人，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专业，中国美术学院硕士，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发起人，“BAU学社”联合主持
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19年第3期 包豪斯与现代建筑，王家浩《不完美世界中的原则：包豪斯第二任校长汉斯·梅耶的合作与组织》，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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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家浩，男，建筑与艺术批评人，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专业，中国美术学院硕士，集体策展团队“BLOOM绽”发起人，“BAU学社”联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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